本书是凡勃伦的主要著作之一，产生于芝加哥大学执教时期，论述了当时的“现代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凡勃伦的《资本论》，从企业与产业两个方面来剖析资本主义体制，站在保守的改良主义立场，迎合好战的君主制，排斥社会主义，哀悼行将衰亡的营利企业。他依据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阶级概念，批评了适用货币经济--亚当斯密以后今日经济学主流所犯的时代错误，提出了股份资本论。其中所提出的大量命题，奠定了制度学派的基础。
企业论读后感“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以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如果就其一般特征来说,则这种精神态度或一种生活理论,说到底,可以归纳为性格上的一种流行的类型。”
[《有闲阶级论》 凡勃伦]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 ,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对于制度和经济结构方面的重要性、本源和其重要程度来说，马克思和凡勃伦的观点有着很大的不同。凡勃伦认为思想习惯是我们生活、生活中的制度的本源，而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不以人们（社会大众）意志为转移的。换言之，马克思认为是社会决定（社会大众）意志，而凡勃伦认为是意志（非社会大众）决定社会，两者立场不同，出发点不一样，这就造成了两者观点上的极大的不同性。凡伯伦认为本源在本质上对其造成后果负责，所以它能产生的改变的可能性很小，马克思认为的人的意志的转变的可能性比凡勃伦所假设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可是这将造成社会制度和制度变迁。“思想决定社会”，而思想在《有闲阶级论》中涉及遗传、可追溯到远古时代，难以改变，若需改变则人们一切改变究其本源都是为了迎合人们的思想。社会、科技在不断的变革，思想也一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变革，先是器物上的革新，技术的革新，制度上的革新，唯独观念还受旧制度束缚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需要——思想上的革新。《有闲阶级论》当中以思想为第一位，一切都应以满足思想为目标的看法恰恰印证了中国近代的崛起与发展。
1899年凡伯伦发表有闲阶级以后不久，1904年发表了《企业论》，同样地，该书也一样令人晦涩难懂，每一句都充满了哲理性，读起来耗时费力。择一二段落如下：
机械锻炼足已使古旧程度程度上、在可信程度上不同的一切制度上的遗产陷于瓦解——不论是体现着天赋自由原则的制度，或是在文明生活中仍然遗留的含有远古行为准则的一些制度。企业所赖以建立的法律与秩序的基础将由此被切断。企业的发展是依靠机械工艺作为物质基础的。机器工业在这里是不可缺少的,企业没有了机械操作就无法进行。但机械操作的锻炼足以破坏企业在精神上、制度上的基础,机器工业与企业的继续发展是有抵触的,归根结底,企业与机械操作是不能和平共处、携手并进的。企业原则在它对机械操作的文化影响的斗争中决不能获得最后胜利;因为机械系统如果受到有力的破坏或抑制,将逐渐使企业处于绝境;然而机械系统如果获得自由发展,则企业原则不久也仍然将陷于停滞状态。企业的制度上的基础—自然权利观念—看来是一个特别靠不住的东西。在变化的环境中无法将它保持,在已经变化的环境下无法使它复原。企业原则是在混合方式下发展的,一面是个人自由与平等,另一面是传统权利,是两者的掺和。在自然权利观念下的制度和法律观点似乎在实质上是暂时性的,在发展和变化中有着较大的伸缩性和可能性,而在环境的任何变迁下,自然权利是特别不牢靠的。
除去翻译所求的信达雅而致修饰过度无法窥见作者行文本意之外，再就是本人之于凡伯伦的大作知之甚少，导致全书翻阅的唯一感受就是“脑壳疼”。更别提这个读后感了。
无奈之，硬着头皮也要读完。
无奈之，也要写篇读后感以慰藉我曾付出的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