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纪中国思想史上，阳明后学的“泰州学派”产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我们发现泰州学派的思想特征有浓厚的社会取向、政治取向以及宗教取向；其思想立场大多有取于阳明心学的“现成良知”说，同时又有“回归孔孟”的思想诉求。他们的思想言行既是阳明心学的产物，同时又极大地推动了阳明心学运动向下层社会的迅速渗透以及儒学世俗化的整体进程。
泰州学派研究（阳明学研究丛书）读后感王艮
作为一位布衣儒者，王艮是明中后期风靡一时的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阳明的另外三位弟子邹守益、王玑、王畿，都称赞心斋有“超凡入圣之资”。
按照王艮弟子之说，其学问有三变（心学各派对三可谓情有独钟）：开始时，天资凛然，自悟大道，以圣人自任；后来遇到了阳明，学说便更进一步，娴熟纯粹；到了晚年，则悟出良知万物一体之怀，巧使妙运，堪称半圣。
王艮最为人熟知的，一是他的“满街皆是圣人”说，一是他的“百姓日用即道”说。而满街圣人”或“日用即道”都是建立在“现成良知”观念之基础上的。
-----在王艮看来，良知存在的当下，人人都是“现成”的圣人，现实当下的所有行为，本身便是自然地合乎规矩礼节的行为，而不必讲求社会伦理规范，这种思想到了泰州后学，衍化成了轻视礼法、忽略工夫的思想倾向，甚至出现了“率性自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现象，儒学所强调的从格致诚正到修齐治平的一切工夫主张都被消解于无形，流害无穷。比如黄宗羲就说，颜山农、何心隐之流，随利欲之念而横行无忌，非名教所能羁络。
王阳明本人并没有明确说过“现成良知”或“良知现成”，但阳明非常强调“此心常见在”，这姑且算得上是泰州学派的源流。因此，钱穆曾指出：“守仁的良知学，本来可说是一种社会大众的哲学。但真落到社会大众手里，自然和在士大夫阶层中不同。单从这一点讲，我们却该认泰州一派为王学唯一的真传。
与阳明相比，王艮“满街皆是圣人”的思想理论无疑更偏向于平民， 这可以说是儒家政治观念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与两千年来“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他的眼光不再投向上面的皇帝和朝廷，而是转注于下面的社会和平民。也就是说，以唤醒民众的方式来实现“行道”的目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其思想格局已脱离了儒学传统，从总体上看，他还是本着儒家“入世”的观念，比如他非常推崇的儒家基调：“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
王艮一生热衷于讲学，特别是热心于在社会下层推广阳明心学的宣传，这对于阳明学向下层社会的迅速渗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泰州学派之绵延自王艮之后，泰州学派相继出现了王襞、王栋、林春、徐樾、董燧、颜均、何心隐、罗汝芳，泰州学派作为一种思想现象，之所以在中晚期的明代社会产生如此迅速而又广泛的影响，与其良知叙述的平民化是绝对分不开的。
在我看来，泰州学派的良知见成理论便是民间思想的一种表述方式，他向人们所着力宣扬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良知是人人平等的、是每个人的本色，人人都先天地具备良知天性，所以人人都是可以成就圣人的
他们一方面有经世主义之倾向，以讲学为手段，广泛涉入社会，积极推动教化运动；另一方面在个人修养问题上，又普遍注重在身心上落实道德之践履，主张在日常生活当中切实把握良知，以求实现自我的生命意义、道德价值。
但是他们这种与当朝主流思想格格不入的行为做派，也导致泰州学派在明清两朝不断受到打压，也最终导致了心学的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