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词学宗师叶嘉莹女士力作。在风格多样的北宋名家词中，有人喜欢晏、欧的旷达，有人喜欢柳永的旖旎，有人喜欢秦观的柔婉，有人喜欢苏轼的豪放，有人喜欢周邦彦的功力。但是，你可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种不同的风格？你可知道如何去欣赏这种种不同的风格？叶嘉莹教授带领我们穿越时代走近作者的心灵，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去领会他们藏在内心深处不肯说出来的幽约怨悱。而当我们近距离欣赏了这么多北宋名家词作之后，对词体那种难以言说的不同于诗的特色，恐怕已经有些心领神会了吧？
北宋名家词选讲 读后感对于一本需要刷几遍的书写书评，非常不自量力。然而胡适先生说过：“吸收进来的知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进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知识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所以还是要把读书体会捋一下，以加深些印象。先生在书里讲到“语码”的问题。有一些词语、句式，已经成了特殊的符号，代表特定的事物，它的作用是引起你特定的想象，其实这些“语码”就是文化延展而形成的文化积淀，需要一脉相承的传承，是文化体系中长久形成的共识与默契。古典诗词中的典故比比皆是，都有固定的指征，是某事某物的特有标识，一旦提及，“拔出萝卜带出泥”，与之相关的文章呼之而出。古代知识分子有特别的语言、知识体系，那些渊源深厚的典故非长久浸淫而不能自知，非博览群书难有知心会意。现代人读古书，那是几近陌生的路径和事物，不加注释解读实在难以完成，因为那些“语码”快要失传了，不为人知晓和精通。但是白话文源于文言文，犹如子之于母，古汉语有着母性的魅力，吸引着汉语体系的中国人追根溯源。叶先生就是这追根溯源的引路人，她以诗词释诗词，吟出一句，以数句类比开释，“语码”信手拈来，熟稔无碍，学养之深可想而知。有先生这些人在前面探索、辟蹊、指引，“语码”破译也非不可实现。叶先生将词的发展脉络梳理得很清晰，从歌筵酒肆的唱词到简洁明快的小令，再到一叹三咏的长调；从伶工之词到文人之词而至诗化之词；从闺阁儿女到羁旅行役、秋士感悲到家国情怀、人生哲思，词的发展演进是由深微而博大，由个人情调至高远情怀。一路逶迤而来，妙可言之。先生对不同词人的不同风格都有深入的解析和感受，相近风格之间的微小差异也被她一一捕捉。从前喜欢苏辛、李后主词，那种直抒胸意的感发力量直击人心，俘获多少少年心情、直爽心性。晏珠的理性也颇能理解，而欧阳修、秦观、周邦彦，却须是一番阅历之后，沉潜心境方能悟得其味，识得其妙。阅读顺序与衍进次序正好相反。倘若早些读到叶先生，见识每位词人的风格与特色，会比现在读得更广泛深入。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大师王国维也是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而对词理解有别，《人间词话》作于盛年，对周邦彦词评之泛泛，老年作《清真先生遗事》则称周为“词中老杜”。她介绍作者的生平事迹、思想变迁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引领读者欣赏词作的同时思考人生。柳永年少时侍才疏狂，大胆热辣地写俗艳之词，影响了的仕途发展，而出身于官宦之家、受教于儒学礼教，他曾经有过济世抱负，由此矛盾而颓废地度过一生，作者说“柳永想要以‘浅斟低唱’为生活挫折后之慰解和心灵才智之寄托，而终于落到落空无成的悲剧，当然也有值得人们加以反省警惕之处。”而晏殊，感发之后不沉溺于感伤，不时用理性和现实回调自己的视野和定神，驾驭自己的精神远离颓废的边际，这种自控的把握是文人更需要俱备的品质。欧阳修处困境而不自悲，以山川景物排遣失意，除了仕途显贵还有壮美山河、温情人世，他笔下的山水、人物各有风格，这种通达与觉悟是智慧的张力。都有雄心壮志，遭遇挫折却大相径庭，秦少游贬一次灰心、再一次失望，继而绝望；苏东坡“立身之道上有坚毅的持守，得失之际又有超旷的襟怀，这种儒家的用世志意与道家的旷观精神圆满地结合，为其词作开辟出一片广阔而高远的新天地。”谈及北宋的党争，作者说“新、旧党用人不当且都意气用事，不客观冷静地考虑新政旧政中的弊害。有年轻人说，他们就是要在曲折之中找一条直的路。如果你太意气用事，太不理性，没有一个平静的反省，那么你不是向这边弯就是向那边弯，永远也走不直。”这个脉号得真是准，不走极端，理性客观的态度和方式是为人做事最基本的原则和保障。